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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内的科研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毕竟有很大差距

2018-07-03 09:14来源:admin 点击:
  在北大求学时的谢晓亮在北大求学时的谢晓亮
 
  北大使我可以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我主动旁听了许多其他院系开设的我感兴趣的课程,如物理系的四大力学:经典力学、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以及无线电系的电子学课,数学系的概率统计课等等。这些知识的积累使我受益匪浅。
 
  我的高中同窗好友余廉和我一同考入北大化学系。我们经常在课余时间进行学术讨论,探索科学问题,彼此相互鼓励。他现在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药学院的教授。
 
  1984年本科毕业照与余廉(右)在一起1984年本科毕业照与余廉(右)在一起
 
  大学的第一个暑假,自学计算机编程的我在北阁上机。经过苦思冥想,我发现了离子晶体的能量是一个无穷级数,需要大的计算量,于是试着写Fortran程序来计算晶体结构的能量。这个课题在现在看来也许微不足道,但对于当时学化学的我来说,第一次能用计算机解决这样一个“跨学科”问题,我喜不自胜,无比满足。
 
  潜心专业之余,打排球是我喜爱的运动之一。作为一个排球迷,我喜欢的中国男排在我大二那年逆转制胜,进军世界杯预选赛。深受鼓舞的北大学子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之后几年中国女排蝉联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五连冠”,更加激励了北大学子奋发图强的爱国之情。这些在北大就读时的珍贵记忆一直都被我铭记在内心深处。
 
  大四的时候,我有幸跟随化学系蔡生民教授在化学南楼做毕业论文。蔡生民教授是一个实验技术精湛的电化学家,他兴趣广泛,思维活跃,精力充沛,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幽默感极强。他的为人和对我的学术指导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很深的影响。蔡老师善于用生动而形象的语言解释复杂而抽象的概念,我当时的论文题目是用计算机来控制光电化学反应,其中用到锁相放大器,他对锁相放大器原理的解释,我仍记忆犹新。在做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在仪器设备上的创新往往可以带来科学研究的突破,而我独立工作以后的科研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大学本科是积累专业知识的阶段,而科研不是积累知识而是创造新知识,难就难在创新。科研工作者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发展和保持创新能力。我在北大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为我以后的科研生涯孕育了创新的萌芽,使得科研成为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本科毕业后我在北大做了一年硕士研究生。当时国内的科研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毕竟有很大差距,我打算出国深造。
 
  我们比父辈们幸运得多,改革开放使我和许多同学得以出国留学。毕业那年,北大学子在国庆35周年天安门游行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那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呼喊。
 
  1985 年,23岁的我第一次离开北大,飞抵美国,开始了我人生的另一段旅程。我来到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约翰·西蒙(John Simon)教授,学习化学动力学,用超短的皮秒(10-12 秒)激光脉冲研究超快化学反应。在西蒙的大力支持下,我成功地实现了用快速圆二色性光谱检测生物大分子结构变化的设想[1],并以之作为我的博士论文。发明这项技术时我就用到了蔡生民教授之前讲解的锁相放大器。
 
  1990年与父亲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博士毕业典礼1990年与父亲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博士毕业典礼
 
  随后我在芝加哥大学著名物理化学教授格雷厄姆·弗莱明(Graham Fleming)的实验室做了短暂的博士后。在那里,我初步明确了自己独立工作后的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室温下单分子的荧光检测和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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